中科大“少年班”四十年:被推崇的神童,被嘲讽的神童

中科大“少年班”四十年:被推崇的神童,被嘲讽的神童

    四十年前的今天,1978年3月9日,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更经常地,是被称为“神童”。

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四十年。

“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倡导者李政道先生曾回忆少年班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当年继中科大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历史上都曾经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

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资源有限,将之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或“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被选中的“神童”在概念上显然不只是指天禀,还是一种社会期望。换言之,他们的天禀既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等集体,甚至要属于公共利益:被寄望给亲属带来向上流动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荣耀,向社会做出非凡的贡献。而一旦他们后来学习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却是嘲讽。直到近些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神童”真假事迹报道。

撰文 | 维舟

神童也是人

“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

“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仅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强调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而人们本能的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作者: 刘卫华 张欣武;版本:作家出版社 2000年8月)封面。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希望神童出现。去年爆出的“莱阳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虽然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录取”的事并未核实,但当地教育局最初却宣称此事“千真万确”、“为莱阳争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还代表了当地教育质量。这样的好事,当然有人愿意相信。

不过,如果说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他们却未必是“笑到最后”的人。《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认为,人们对杰出人物早年事迹的兴趣主要是假定这对其将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又或者是其未来成功的先兆,但事实上却未必有因果关系:

在过了那个‘潜在期’以后,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儿童竟是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即在众多的天才儿童中,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只是少数。我们之所以对这极少数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特别挑选出来,作艺术家传记中的英雄。

《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

作者:恩斯特·克里斯和奥托·库尔茨

译者:邱建华 潘耀珠

版本: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0年10月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她强调:

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创造力是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

在这里有一种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即“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它往往会给它的主人带来灾祸”。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国电影《天才少女》中,母亲早逝的七岁女孩玛丽是个数学神童,但当她的天份显露出来时,抚养她的舅舅弗兰克却坚持不肯将她送去那种天才少年班,因为他认定,如果玛丽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长大,就会像她母亲黛安那样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极有天份,但也因此从小被母亲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玩伴,也没体会过体育、夏令营或派对带来的欢乐,最终不幸自杀。

与之相反,争夺抚养权的外婆伊芙琳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天才是十亿人里才出一个的稀有物种,人类的进步就靠他们推动,因而让他们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兰克看来,“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确实是特殊的人,但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这种天赋带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幸。

《天才少女》(Gifted,2017)剧照。

如果由中国人来选择,那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伊芙琳这样的思路:如果家里出了一个神童,那就算砸锅卖铁也必须确保他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孩子的生活。必要时,全家人都可以为此作出牺牲。像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职工,但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习生活,都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母亲把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父亲则在天津全程陪同他开始大学生活。然而张炘炀在心智上显然仍只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说,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他就不答辩,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论,看看张炘炀的事迹,他除了早些上大学,别的方面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智力发育早,但未必潜力也一定更强,更不能证明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同样懂事早熟,相反,他们往往倒是由于过分偏重智力发展,导致生活能力上出现问题。

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却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四年后,38岁的宁铂突然宣布出家为僧。14岁考入大学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却仅有一门英语及格,被学校责令退学;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遭到退学。这未必是他们“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环给了他们远远超出常人的压力,因为周围人常常都会忘了一个事实:“神童也是人”。

宁铂在《实话实说》(1998)节目。

中国天才养成计划

“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来运用这种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贡献。

1978年为神童们创办的少年班或许就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虽然这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设立,公开的目的是说“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但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早选拔精英,试图以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来弥补中国在科技和学术发展上的不足。就逻辑上来说,这就像中国大众体育基础薄弱、国家也没有经费去广泛推动,但可以选拔少量体育人才,去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确保花费少而又能跻身最前列。简言之,这是适合当时国家需要而创设的一个战略。

实际上,晚清时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也是出自类似目的的举措:由于短期内无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选拔少数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国家指望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学得新知识后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未来栋梁。这种“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现代中国根深蒂固,最能体现它的还不是大学少年班,而是每个县市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学校里的强化班。到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重点中学,它们逐渐成了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来源。

《无声的革命》

作者:梁晨 等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8月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根据《无声的革命》一书所论证的,这种中国模式与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样的是,这些重点学校的精英不仅仅来自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这正是因为新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心态。最早开设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中科大和东南大学、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虽然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但毫无疑问,少年班本身就是为了选拔、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没有哪所中国高校曾为文科神童专门开设过少年班,因为国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早期少年班的师生。图片来自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网站。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简言之,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制造神童

“读书无用论”与神童教育并非矛盾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洪业传》

作者:陈毓贤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3年2月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系英文学名(Wiliiam)的同音异译。1922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46年后赴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等人同为大家。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但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换言之,“读书无用论”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本文为新京报独家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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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班四十年,神童天才们的沉浮人生

1

1978年3月9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正式开课,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天才儿童济济一堂,代表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希望,其中有13岁的宁铂和11岁的谢彦波。半年之后,12岁的张亚勤也加入其中。

中科大少年班是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倡议下,经过了最高层的首肯而成立的,是中国努力追赶世界科技潮流的最顶尖人才孵化园,20名学生无一不是早慧的天才。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宁铂。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少年班是因为他而创立的。

宁铂当年被誉为中国“第一神童”,媒体报道这个江西赣州的少年,3岁就能数到100,4岁就能学会400多汉字,8岁就能吟诗作赋。1977年,他的推荐信直接递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桌上,促使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他为大学生。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仅仅进入学校一年,国人瞩目的宁铂就要求调到南京大学学习天文,他的理由是“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然而当时的中科大,不可能让宁铂离校,于是宁铂只好选了理论物理作专业。

那时还少有人知道,宁铂的天赋和悟性,未必就在国人寄希望的数理化科学方面,他对星相和宗教等人文领域的探究更有兴趣。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以19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助教,但三次考研都中途退出。他的同学们认为,宁铂恐惧失败。

进入少年班十年后,23岁的宁铂就与自己的崇拜者程陆华成婚,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并不幸福。又过了十年,宁铂参加央视崔永元《实话实说》的访谈,在电视上猛烈抨击神童教育。而很多对他观点不屑一顾的家长们其实并不知道,他本人正是二十年前的中国第一神童。

2002年,宁铂离开中科大去云南出家,但被校方找回。2003年,宁铂再次在南昌出家,在江西一所佛寺担任该寺佛学院的讲师。

作家郑渊洁曾在博客里盛赞宁铂的举动,他认为神童先于同龄人接触知识,自然也先于同龄人接近哲学和宗教,“这恰恰能证明他是真神童。”

大众对宁铂的印象,基本就停留在出家为僧这里。宁铂其实后来还俗了,但仍然住在江西或苏州的寺庙里,有时也出外做心理咨询。他很早就通过了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考试,也算是大陆佛学圈里最早学心理学的一批人之一。

宁铂终于没有成为科学家。但他对原始佛教经典《清净道论》的阐释,却被许多佛学研究者推为无人能出其右。他的目光所及,早已不在凡人热衷之处。

2

宁铂没有走科学之路的遗憾,没有出现在谢彦波的身上。他是当时少年班上最小的学生,进校时还滚着铁环。为了培养他,学校专门给他安排了比他大5岁的同学就近照顾。

谢彦波自学能力超强,小学三年级学完了初中数学,小学四年级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小学五年级已经开始钻研微积分。中科大来面试他时,发现他的数学已经相当于大一的程度。

11岁入中科大,15岁就提前一年考取了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生,成为国内年龄最小的研究生。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读博士,有望在20岁前就拿到博士学位,为国去争取诺贝尔奖。

但谢彦波的成绩出众,人际交往能力却始终低人一等。在最应该培养社交能力的年龄,他没能补上这一课。他天资太好也导致其自视甚高,无论教授还是自己的导师,他觉得有问题一定会反对,这让他在与人相处时举步维艰。

谢彦波在中科院没能拿到博士,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智力和成绩。他转而去了美国普林斯顿读博士,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安德森是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不幸的是,谢彦波也是。他的论文竟然是指出安德森理论上存在的谬误,就凭这一点,即便刷新了该校某个成绩总分的纪录,谢彦波也不可能拿到博士学位。安德森推搪说谢彦波的英文看不懂,谢彦波信以为真,还去读了两年的文学硕士。

拿不到博士,当时又发生了北大留学生卢刚枪杀美国教授的事件,与导师关系紧张的谢彦波被中科大召回了国,留学生涯也就此告终。回国后谢彦波在中科大教物理课,结了婚,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有人打牌的小房子,跟国人期望的诺贝尔奖得主梦说了再见。

他有些学生说,谢老师有精神问题,学校只是照顾他才让他出来上课;也有些学生说,谢老师想的完全跟一般教师不在一个档次上。这个习惯于指摘诺贝尔奖得主谬误的早慧天才,当他觉得下面坐的学生都是朽木不可雕的蠢货时,他会自失地笑笑。

2014年5月,有记者前往中科大教室采访任教的谢彦波。上课前记者旁边坐了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男子,上身的老式夹克衫脏得看不清本色,抱着一个满满的红色环保袋,酷似街头拾荒匠。看记者注意他,他挪了一下位置,似熟非熟地笑笑。

上课铃响了,拾荒匠走上了讲台、拿起了粉笔。

3

四十年前,宁铂和谢彦波是少年班最出名的佼佼者;四十年后,少年班的最成功者,或者当属张亚勤,曾经的微软全球副总裁。在中科大后来的校史陈列室里,张亚勤位居最醒目位置,比宁铂和谢彦波要光彩许多。

1977年12月,太原的张亚勤在跟小伙伴下军旗。班主任拿着宁铂被中科大录取报道的报纸,来到了他的家里。11岁的张亚勤读完,对妈妈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然后张亚勤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了高中两年的课程,考入了高二的尖子班。七个月的努力后,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宁铂的同学,而且是当时唯一一名数学满分成绩的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张亚勤成了整个太原市学生的学习榜样。

然而进入少年班之后,张亚勤才发现,别人的成绩大都比他还要好。在第一年学期考试时,他属于班里拖后腿的行列,跟遥遥领先的谢彦波相去甚远。

或许不那么受关注,反而成全了张亚勤。到少年班毕业时,张亚勤已经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本校硕士毕业后,他23岁就拿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33岁时张亚勤进入微软,五年后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又过了十年,他成了百度公司的总裁。2017年,他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唯一入选的外籍院士。

从少年班走出的成功人士,除了张亚勤之外,还有他的同级同学郭元林,任清华紫光总裁。或是85级的朱长虹,2009年回国任中国外管局储备管理司首席投资长,帮助管理中国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全球最大基金的管理人。

还有一批与谢彦波大相径庭的学人领袖,如87级的庄小威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88级的邵中,23岁拿到普林斯顿的博士后去了耶鲁当教授;96级的尹希 ,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

而与谢彦波曾经齐名的、79级的干政,16岁就在全国物理赴美研究生考试中名列第二,赴普林斯顿深造理论物理。但也因跟导师关系紧张而未能拿到博士,回国后他拒绝了回中科大读博士,之后失业,与母亲居住在合肥离中科大不远的居民小区里,足不出户、与世隔绝、从不参加同学聚会。

4

谢彦波和干政毕竟是少数,若以世俗的成功为标准,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们基本都是成功的,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而关于少年班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认为毁才大于育才,也有人认为少年班始终利大于弊。截止2013年,中科大少年班走出202位教授,超过一半都在美国。因此也有人感叹:为本国培养人才的少年班,最终却是为他人作嫁衣。

中科大少年班成立四十年来,少年天才们有的荣耀等身、有的凄惨度日、有的意气风发、有的隐姓埋名。他们的智商彼此相差不远,跟常人比都是万中无一的人中龙凤,而彼此的命运却天差地远。

有的成功一目了然,有的成功无人知晓。就像再过几十年,恐怕也无人能确知:早就无心跟红尘纠缠的宁铂,究竟是不是这个时代一位不世出的高僧;而谢彦波那些无人问津的手稿里,又有没有藏着物理的终极秘密。

只知四十年前,他们都是一样的天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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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2018-4-7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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