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性侵学生? 已成严重社会问题

为什么性侵受害者总觉得别人永远无法明白自己的故事,乃至要以死亡来表达?因为她/他/Ta们要大家承认自己被伤害的事实,却不是要大家去追究细节。追究细节几乎都是加深创伤的过程

高岩生前照片。
2018年4月5日,北大校友李悠悠实名指控“长江学者”沈阳对高岩的性侵,引发舆论关注。
文|卡密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博士

2018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发表文章,实名指控“长江学者”沈阳对她的好友、北大中文系1995级学生高岩的性侵导致高在1998年自杀身亡,而未见性侵者及涉事单位对此事承担相应责任,高岩的家人和同学、朋友二十年来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创伤中。

一年前,2017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发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杀。此书描述了一位女生被补习班老师诱奸、性虐、发疯的故事,作者声明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对于林奕含案,台湾检方最后决定不起诉小说人物“老师李国华”的生活原型、补习班老师陈星,基于三个理由:“交往”时林奕含已经年满16岁;“交往”时林已经不是陈星的学生;林奕含死前没有直接说明自杀与遭性侵相关。

林奕含的经历和后续的精神创伤,通过小说的文学表达,林奕含的采访谈话,当事人陈星、台湾公众和司法系统对此事的反应,为我们从高岩的角度理解李悠悠对沈阳的指控,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女生在性侵经历、个人处境、后续发展等方面有相似之处。

通过林奕含的个案,大致可以想象高岩去世前三年经历了哪些身体和心灵方面的煎熬。高岩和林奕含以自杀方式,向公众揭示了她们曾经历的五重暴力:性暴力、灵魂暴力、教育暴力、文化暴力、法律正义缺席的暴力。而反抗性侵的语言,又面临修辞的陷阱。

性暴力

即使识别、证明性暴力比识别一般的暴力困难,但在高岩和林奕含案中,与其他层面的暴力相比,性暴力算是最容易识别的了。

违背个人意愿的性行为,就是暴力行为。性侵经常发生在熟人、认识的人,也就是有基本社会信任的人之间,而非由陌生人实施。当事人在遭受性侵的瞬间,特别是开始时程度不那么恶劣的性骚扰、性侵,往往处于信任被破坏的冲击中,可能无力作出确定的判断和足以自卫的反应。但是,无论受害者/幸存者以何种方式、用多少时间对性侵作出反应,都不应成为性暴力实施者自我辩护、改变性侵行为性质的理由。

灵魂暴力

在这两个性侵事件中,当事人口中的“诱奸”(林奕含)、“他侵犯了我”(李悠悠转述高岩语),被描述成“交往”(陈星)、“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沈阳)。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林奕含深受精神困扰的人生,高岩遭受性侵之后迷惘、忧郁、不快乐、丧失学习和生活下去的信心最后走向自杀,指出熟人性侵不仅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伤害,还涉及语言暴力以及灵魂暴力(spiritual violence)。

此处“灵魂暴力”的说法,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王曦影教授对乱伦和约会暴力的研究。王教授的研究对象反复使用“灵魂”一词,表达性侵者试图全面控制当事人的暴力,而当事人努力以保存灵魂的自主来作为长期的反抗。

性侵受害者经常采取分离身体和灵魂的方法,对自己解释“性侵者可以夺取我的身体,但不能占有我的灵魂”,以此保存自己。然而,在熟人性侵、长期性侵、乱伦、约会强奸、婚内强奸等个案研究中,性侵受害者经常面临着基于控制灵魂的暴力:性侵者会要求受害者承认性快感,从而承认性侵行为或亲密关系的合法性;性侵者会向受害者输灌,自己的性行为是“爱”的表达,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性侵者试图全面控制受害者的生活、工作,使得受害者不得不对性侵保持沉默,无力揭发、阻止性侵者;性侵者通过精神打击、在社会上孤立受害者,使其处于十分脆弱的精神状态,更容易按照性侵者的意愿行事。由此,通过性侵,性侵者对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成关键影响甚至起到全面控制作用。

在媒体报道中,高岩的同学师长披露,沈阳作为熟谙词语能指、所指的中文系老师,当年相当成功地制造了舆论,将高岩塑造成一个爱上老师、与别的女同学竞争老师的爱、情场落败导致精神问题的女学生。对于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传统好学生高岩来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正常单纯的生活,因而更加容易受沈阳的言行影响、支配。而林奕含讲述真实经历的文学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她自己的解释是,“‘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她又问,“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教育暴力

教育是以学生作为主体、为学生个体主体化建构设计的一个系统。学生寻求老师的引导,通过内化知识和外部世界,实现知识主体化,在权力关系中获得主体地位,并在行动中建构道德主体。在性属于禁忌话题的社会文化中,性反而能够更加直接、快速地瓦解一个人的自我。

高岩追忆大一生活的文章,正表达了她自我裂变的一个过程。她无法幸免于教育者的暴力,性侵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她面对的整体大学教育环境,是军训、高密度集体宿舍、郊区大学城、(半)封闭的学习生活空间。这意味着,大学生虽然已经是成年人,却与社会严重隔绝,个人生活高度同质化,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生活。而课堂设计中,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学校生活设计中,学生自主安排的空间有限。

从媒体对高岩的父母、同学等人的采访看来,北大校方处理高岩自杀事件的方式,自证大学校园仿佛一个封闭的权力王国。北大校方和中文系出具的对沈阳的警告处分决定,事实判断和叙事依据在哪里,至今还不清楚。涉及对沈阳的处理过程,高岩家长和其他同学至今都没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遑论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参与决定。

在学生无法获得主体地位的环境里,教育者对学生身体的滥用和对学生人格的直接羞辱、控制都十分常见,比如体罚、性骚扰、性侵、日常差遣、超时免费打工,比如叫院长“干爹”、叫导师“爸爸”、随时成为导师情绪发泄对象。高岩,以及不久前两位不堪导师凌辱而自杀的研究生陶崇园、杨宝德,也只是冰山一角揭示出学生遭受教育者施加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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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8日,韩国首尔,当地女性组织Metoo游行,声援反性侵浪潮。
目前舆论讨论的建立师德一票否决制和性侵防范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面临的教育暴力。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暴力的问题,校园设置必须打翻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形成网状无核心的行动架构。只有学生和老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日常互动中学生是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主体,才能使得教育完成自身的使命,避免将教育者的暴力层层叠加到学生尤其女学生身上。

文化暴力

高岩去世二十年了,中国的性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性极度活跃——作为资源交换的资本帮助当事人从权力低处向高处流动;另一方面,鉴于不平等的社会处境使得性成为资本被使用,性依旧不能作为人的完整性的一部分公开合法地进入日常谈话,性自主、性解放的距离还很远。在性侵问题上,一个人被持刀袭击受伤了,当事人会得到同情和关照;一个人的性被侵犯了,往往就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说出来反而容易变成受害者自身的污点,“谁叫你言行举止像荡妇”“谁叫你不小心、不懂得、没能力保护自己”之类的指责,也随之而来。

在林奕含个案中,她以文学的形式有尊严地说出性暴力的故事,也成为一个常见的指责点。比如,“谁叫你在象牙塔里形而上,却没有能力对日常生活经历的暴力说不!”高岩也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好学生,在叙事上,性侵变成了一个美好少女的“贞操”被剥夺的伤害。

高岩父母感受到的难以说明的伤痛也是基于这一点。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说她们没有接受到恰当的性教育,或者说她受到的教育是以应试为准,以文字建构的理想世界为准,缺失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没有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人。但实质上,这还是在指责受害者“不够好”,没有“好”到保护自己永远不会受伤害。更多隐形的指责,将一次性侵事件作为一个标签固化在幸存者身上,视其为一个“病人”。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永远包容不完美的个人,时时苛刻不完美的制度。社会批判应该质问我们的教育体系为何剥夺学生尤其女学生的主体身份和行动力,质问为何我们的文化、制度架构那么容易包容、放过施害者,使其免受惩罚甚至继续加害其他人。当人们可以正常地像谈论刀伤一样谈论性侵的时候,性侵本身带来的二次伤害——由社会文化制度建构的伤害——就会降低许多;而惩罚施害者、支持幸存者的工作也会容易得多,从而避免引发更进一步的伤害乃至死亡。

法律正义缺席的暴力

许多性暴力当事人说明自己的经验时曾指出,希望研究者调整关注点,不仅仅听见诉说者经历了受害事件,还要听见、看见诉说者是如何几经挣扎,通过内部的力量或外部的支持,走出被性侵的伤害,重新实现对身体和灵魂的自主。

为什么幸存者总觉得听的人永远无法明白自己的故事?乃至高岩、林奕含会以死亡来为自己表达?因为性侵受害者要大家承认自己被伤害过的事实,却不是要大家去追究细节。追究细节的过程几乎都是揭开创口、加深创伤的过程,而“真实”已经在创伤和记忆的扭曲过程中不停被修改。

人类经历重大创伤之后会有许多动物本能反应,其中包括故意遗忘,或在想象中改变已经发生的创伤事件——这也是创伤治疗中实践的一种方法,模拟现场并在想象中按照自主意志来处理事件,从而“改变”结果,重新建立当事人的自主能力。事后,如果幸存者判断,即使向其信任的人或机构求助也得不到支持的话,就不会冒着风险求助。而这过程中,警察、医生、老师、家长、亲友如果反应方式不当,以质问核实细节为目的而非以倾听诉说为主,给予当事人被怀疑、被背叛的感受,那么结果可能是固化、深化性侵行为对当事人的伤害,使其放弃向外求助,而是自行消化、解决性侵带来的影响。干预机构需要反思的是,性侵细节的呈现、对事件的定性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那受害者要追究的是什么?是承认性侵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在法律上惩治侵犯者,为受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阻断侵害再次发生。当事人努力把伤害描述出来,以自己的方式提出诉求,已经是一种超越和转变,把自己从受害者转变成有能力主导自己命运的个体,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能讲出自己故事的人。她/他/Ta们要的是一种对过去不公的承认,一种道歉,一种追溯性、补偿性的公正。

然而,由于性暴力常常发生在私密空间,或者不容易在法律上提供铁证,而法律取证、辩论、出庭等一系列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反复揭开创伤伤口的过程;另一方面,一旦败诉,当事人还要承担社会文化对性暴力的偏见。因而法律正义对于性侵受害者/幸存者来说,往往是缺席的。高岩的同学、父母以及同情者,只能通过“说出”当时的情况、要求追溯档案记录、要求当事人提供见证、找到更多在世的受害者出来指证等方法,努力还原高岩案的细节。

在全球范围内,“说出”性侵经历的#MeToo运动,是在处理性暴力议题上对现有法律正义的一种挑衅。它提出一个广义上的问题:很多文化的、社会的不公正,并不能量化或者在物理空间上具体呈现。社会如何为隐形的不公受害者/幸存者提供平台,使她/他/Ta们可以自我表达?社会又如何建立一种检讨机制去探讨侵犯与不公,进行回溯、补救,实现对个人的公义?理解#MeToo运动的这个启示,才能够在性侵事件的警察取证、司法判决、社工支持、侵害预防阻断等领域,修改和调整实践原则,在介入与不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等方面改进机构工作。

语言的修辞陷阱

林奕含在文学作品里质问:“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从高岩、林奕含的具体个案来说,可以换一个方式问:无论性侵幸存者还是施害者,其语言表达是否主要是一种与现实经历矛盾的修辞(rhetoric)?

通常,在幸存者口中,语言的功能指向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甚至在言说中扭转既定事实,活下去,过得好,心安理得;在施害者口中,语言的功能指向免除责任,并将自己修复成一个没有伤害过别人的道德主体。越是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越容易依赖语言的修辞功能来处理现实中无法处理的状况。在沈阳、陈星等中文系老师身上,尤其如此。沈阳写的六十岁自述总结性文章,其实说明高岩的自杀是困扰他内心的一件事。但他在文字表达里呈现的“忏悔”,是一个可以做得更好更多来帮助高岩的形象。

林奕含选择用文学的方式讲出自己的故事,保存自己的尊严。从她谈及的文献来看,滋养林奕含精神的,是人类在各个时代文学创作上的精华,超越作者们所处的时代局限。这使得她的语言表达超越了一般日常表达趣味。她要将自己的性侵经历上升到一个审美的、能够成全她尊严感的处境来讲述。所以“诱奸”、虐待的故事,也有爱的温情。她的书写来源于真实,又冒犯了社会既有的伦理合法性,既是一种幸存者有尊严的自我疗愈,也是对她所处的性别文化的抗议和挑战。

高岩案是#MeToo运动的一部分。时隔多年,细节讲述和集体证言都有可能偏离当时事实细节本身,只能是无限接近去还原。这既是沈阳之类的性侵者为自己辩解的出发点,也是沈阳们遮蔽自身辩解的因素。而性暴力受害者必须说出#MeToo乃至#WeToo,对她/他/Ta们来说,这是一种宣告自主和尊严、回溯追讨公义的方式。细节的追述因举证的困难,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成立,反而可能是其次的目的了。记忆只有在幸存者不再需要自我疗愈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地更加接近事实本身。这需要时间,需要讨回正义带来的平静,整个社会对性暴力对个人影响的认识,以及建立惩治侵犯者的有效机制,来为受害者/幸存者提供安全的支持。

#MeToo因语言使用的修辞功能,在传统社会阶层的划分上,又形成了新的阶层:相信“我”(作为受害者)和不相信的人。这可以进一步扩大为相信“我”曾经遭受暴力、不公的人和不相信的人。讨论#MeToo运动中的高岩案,理解语言在社会运动中的修辞性,就可以理解这种语言可以被不同的表达者操控,为各种目的服务;也可以推动性自主在法律、伦理、政治、社会等层面建构合法性的努力,以惩罚侵犯者,支持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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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举报者王敖:师生之间性关系是权力侵害

【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王艺妃)4月5日清明节,北大学子李悠悠、王敖等人发文纪念20年前自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女生高岩,更披露高岩生前遭到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教师沈阳性侵,直指沈阳应对高岩之死负责。当天,63岁的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沈阳发布声明,否认自己曾对高岩性侵和有过性关系,称举报为恶意诽谤。

  但4月6日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经查阅相关材料,根据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的调查结果,当年7月,北大对沈阳做出过行政处分。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费振刚则对媒体表示,高岩去世后,北大校方专门针对此事召开了内部会议,沈阳承认与该女生有过“男女关系”,因此校方对沈阳作出“记大过处分”。4月7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

  作为高岩同班同学的王敖等人为何会翻出二十年前的一桩旧事,高岩之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财新记者专访了在美国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任教的王敖,王敖认为,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性的问题,更不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权力扭曲下的剥削和压迫,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身体和情感的侵害和剥削。他建议,应该坚决禁止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对性侵性骚扰零容忍。

  “沈阳在高岩之死问题上撒了谎”

  财新记者:20年前的一桩旧事,为何会选择在这个清明节利用社交网络的方式公之于众?

  王敖:大家觉得今年是高岩去世20周年,应该用某种方式纪念她。这20年来,高岩的父母一直在追求导致高岩去世的真相,要求当事人沈阳道歉。当年我们只是知道高岩自杀与沈阳有关,但不知道具体情况,随着我们对当年的情况了解越多,我们确信高岩的死和沈阳有很大关系。但沈阳在自述中轻描淡写把自己与高岩撇清关系,我们很气愤,我们希望把真相公之于众,让沈阳向高岩的父母道歉。

  财新记者:当年你对高岩之死是如何认知的?经过20年,你对高岩之死有何认知上的变化?

  王敖:当年高岩自杀,我们很震惊,系里给出的说法是与沈阳有关,还给沈阳记了大过处分,但具体内情系里并没有跟我们讲。后来就演变出不同版本,有说沈阳始乱终弃导致高岩怀孕,沈阳不认账,高岩自杀了;高岩的父母到北大来抗议为高岩喊冤,被保安给驱逐出学校。总之,就是信息不透明,不明不白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压抑了很多悲伤、愤怒。

  这个事情的转折点是高岩的闺蜜李悠悠出现。前些年我们不知道有李悠悠这个人存在,后来有了社交网络,我们和李悠悠联系上了,李悠悠把高岩在大学时跟她倾诉的遭遇跟我们讲了,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些内情当年我们并不知道。当年我们就觉得这事情做得非常不地道,感觉里面有鬼,总是遮遮掩掩,比如沈阳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记大过处分,为何会突然到香港避风头。但是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解释,人命关天的事情,高岩虽然不是沈阳杀的,但是总得有个说法。

  当年沈阳不仅没给大家说法,后来他回到北大中文系,还当了系里的副主任,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大问题。如果一个老师因为他的过失,导致学生自杀,这个老师是不应该再从事学生管理工作。2010年北大中文系100年庆祝会,同学去参加系庆,沈阳以系里的领导身份接待回来的系友,耀武扬威的态度更是引起同学的愤怒。他凭什么能当系里领导?中文系那么多有能力的老师,为什么要选他做系领导?当年对他的记大过处分是明确的,那就是确认了他在高岩之死上是有过失的。

  最终促使我们公开举报沈阳,还是因为他自己写的自述,他公开否认与高岩的关系。他是在撒谎,非常无耻,我们就一定要站出来揭发他。

  财新记者:对于当年中文系处理高岩之死事件,你们是一种怎样的看法?会有不满吗?

  王敖:当年我们处在半懵逼的状态,我们很悲伤、压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记得有同学在高岩的追悼会上很激动地控诉过,要求彻查高岩自杀的死因。但是当年并不存在一个渠道,能让一个本科生自己决定要去找系里要说法,让系里重新给一个解释。这不能说是学生不作为,学生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学校给了沈阳处分,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你都找不着他,上哪去告啊。

  后来知道沈阳又重回北大,还做了中文系的副主任,我们是很愤怒的,我们认为他没有资格再从事学生管理工作。

  二十年来,我们年级的同学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没有任何人道歉。这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Jennifer Freyd及其团队对类似事情提出一个解释,叫做Institutional betrayal(机构的背叛),简单说就是一个机构或者组织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但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事情眼睁睁给压下去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我和我们级的一些同学交流,就是这种心理创伤感觉,我们那么信任这个组织的一切,它是我们心里的避风港,但最后却背叛了我们的信任。

  我们呼吁,北大校方应该把当年对沈阳的调查结论和过程公布于众,揭穿沈阳的谎言。

  财新记者:高岩当年的班主任、同学、闺蜜集体写文章发声,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王敖:我们的诉求就是高岩父母的诉求,首先是要沈阳对高岩造成的伤害道歉,第二是沈阳这样有损师德的人不要再祸害别的学生。

  财新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高岩和沈阳发生关系,但没有证据证明沈阳性侵高岩,仅凭李悠悠的举报,从法律上是很难站住脚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王敖:我们先来明确性侵的定义是什么。性侵是在未经明确允许的情况下,带有性意味的触摸和玩弄,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根据李悠悠在文章中写道,高岩告诉李悠悠,沈阳对她逐步引诱,先是邀请高岩共乘教师校车,接着要求她到家里学术恳谈,最后违背高岩的个人意愿直接“饿狼扑身”。按照李悠悠的判断,这无疑是性侵。

  有人质疑李悠悠要她拿出性侵的物证,没有物证,凭什么说沈阳性侵。若是这样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举报了。只要没有物证,就不敢去举报,那美国体操队禽兽队医拉里·纳萨尔如何会受到惩罚?现在李悠悠站出来说她所知道的内情,这至少算一个新的证据,可以去检验它或者推翻它,但不能说是没有证据。

  李悠悠写的东西是高岩亲口跟她说的,这是李悠悠的亲身经历,你不能要求她去做警察调查取证的工作,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到手才站出来说话。如某些网友所说的,李悠悠你说是性侵,那你就得把20年前的证据全部还原,才能举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敢去揭露黑暗的事情了。李悠悠并没有到法院去控告沈阳性侵高岩,她只是把她所知道的实情说出来。而且这个事情还有旁证可以支撑李悠悠的说法,当年沈阳是被记大过处分的,这个可以到北大去查档案,还有我们一些同学对这件事的回忆也可以印证李悠悠的说法。

  我注意到网上还有一种言论指责,李悠悠你说你20年前就知道高岩被性侵的事情,为何当时不举报?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帮人40多岁了,站出来说话还要遭遇删帖,再倒回20年,要李悠悠一个20来岁的女生去告沈阳,拼得过吗?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有时候觉得很悲哀,有些人对恶人的标准放得特别宽松,对受害者的标准又非常苛刻。这个受害者必须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还必须代替公检法搜集好所有证据,才能站出来说话。这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对受害者带来无穷无尽地折磨,让施害者逍遥法外。

  财新记者:沈阳在回应媒体时称对他的指控属于恶意诽谤,他保留法律手段。你怎么看?

  王敖:我们对所说的话负责,欢迎沈阳去法院告我们。首先明显是沈阳在撒谎,有北大当年的记大过档案可以证明他撒谎。他说的话已经没有公信力。

  他说我们恶意诽谤,我们并没有恶意,我们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想帮高岩的父母讨个公道。难道高岩当年的班主任、闺蜜、同学等一群人加在一起就是来坑沈阳的,这可能吗?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有仇吗?还是沈阳一个人在撒谎的可能性更大呢?

  沈阳把自己与高岩之死完全撇开关系,说明这个人非常险恶,不知悔改,而且他现在还在带研究生,他的学生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们这些知情人有义务站出来揭露沈阳的真实面目,防止发生下一次悲剧。

对校园性侵应零容忍

  财新记者:今年3月份,你公开举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华裔副教授徐刚性侵学生,4月你举报沈阳性侵学生,作为一名学者,为何会关注性侵,初心是什么?

  王敖:高岩的死对我们那一级中文系学生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前面我提到的Institutional betrayal。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我们70、80后基本都有孩子了,十多年后我们的孩子就要上大学,如果到时候高校里还是这样一班人,我们怎么能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到恶魔手中?

  我在美国高校教书,高校性侵性骚扰并不是个稀奇事,说句不好听的,哪个学校没有?哪个系没有?但不能因为普遍存在就习以为常,如果大家都沉默的话,整个系统会崩溃。

  财新记者:你提到性侵性骚扰在美国高校较为普遍,你了解的具体情况如何?

  王敖:我没有做过专门调查,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但凭我的观察,我在美国三所高校教过书,都存在过这种情况,有青年老师被资深老师性侵、性骚扰,有学生被老师性侵、性骚扰,美国大学学生受性侵性骚扰的比例挺高的,每年都有多起此类案件被报道出来。中国被报道出来的此类事件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高校发生性侵性骚扰的比率低,有很多性侵没有被揭露出来罢了。

  财新记者:高校的性侵如此普遍,施害者能够得逞的原因是什么?

  王敖:我认为主要是权力的问题。高校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性的问题,更不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扭曲下的剥削和压迫,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身体和情感的侵害和剥削。在权力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性侵不但是一种犯罪,而且经常伴生腐败和滥用职权,会对受害者和其他相关的人造成长期身心伤害。

  分析具体原因,从学生一方来说,对性侵、性骚扰的警惕性不高,对于老师更多是一种信任关系。哪个女生去见自己的导师,是做好了坚贞不屈、要当刘胡兰的准备?很多性侵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就像高岩告诉李悠悠的那样,高岩是突然被沈阳从背后给搂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没有社会阅历,又害怕又羞耻,不知道该怎么办,强弱对比很悬殊。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女生被性侵了,她往往不敢讲出来,怕别人嘲笑羞辱,讲了以后又怕被说成是造谣,除非是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即使勇敢站出来控告施害者,还会面临很多阻碍。

  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关的法治法规不健全,对性侵的处罚力度不够,违法犯罪成本低,导致一些惯犯屡屡得手。在一个规则相对清楚的社会,有些变态找不到扩大伤害的机会;而一个规则不明确的社会,坏人有机可乘的空间很大。

  财新记者:美国高校在处理性侵性骚扰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王敖:美国高校中明确禁止师生间发生性关系。美国高校没有师生恋这一说法,它不是爱情,就是一种性关系,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了性关系,老师就要走人。老师要对学校负责,学校雇你来,不是让你从学生中选一个做你的女朋友。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学校雇老师,就是要老师在学校里教书育人,而你拿一部分工作时间来和学生拉扯不清,这就是渎职行为。

  老师如果和学生发生性关系,也意味着对别的学生不公平。老师掌握着打分、保研、论文等资源,如果老师因为和某个学生发生关系,保研的名额落到这个学生头上,那别的同学就会受影响,就会瓦解整个正常的学术氛围和环境,这实质上是一种腐败行为。

  因此说,师生恋并不是老师和学生两个成年人的私事。学校本身是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老师和学生的权力不平等,所以不能允许任何师生恋。美国高校就是规定得这么明确,实行得也比较严格。即使是学生爱上老师,对老师投怀送抱也不行,老师不能和学生发生性关系,这点在美国高校是一个基本共识。

  中国教育部在2014年也规定了老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性关系。但据我的了解,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潜规则流行。

  具体来说,美国高校会有一些提醒的东西,在学校的很多墙上都会贴着一些指导建议,如果你受到了性侵,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可以第一时间去找警察,也可以找专门的辅导员,学校会配备一些有资质的心理辅导员来帮助被性侵的学生,每一步该做什么,有一个流程。这些措施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财新记者:李悠悠的文章提到,从高岩和沈阳发生关系到她自杀,中间还经过一段很纠结的心理挣扎,有比较模糊地向外界求助,但很遗憾,最后还是选择自杀。对于性侵,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王敖:从预防上来说,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跟没有绝对信任的人单独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比如说,一个老师要一个女生去他家讨论学术问题,如果没有绝对信任,不要单独去,就在外面讨论问题,在咖啡馆里、在食堂里,在开着门的办公室里都可以,有其他人在场,作恶的可能性会降低。

  第二,要对性侵零容忍,如果周围人看到一个老师对学生伸手了,不应该对这种行为沉默,沉默就是纵容了这种行为,要及时制止。比如说你发现系里的一个老师把一个女生带到自己的宿舍去睡了,那就应该把这件事跟系里反映;比如说发现一个老师让女生去陪酒,就要阻止;比如说看到一个老师对一个女生的身体进行很不雅的评论,也应该及时制止他,不能随便开下流玩笑。你如果不制止他,他永远这样。如果有人制止,下一次做这类事情前他就会掂量后果。也就是周围人都是有责任的,并不是说这事儿没有性侵到我,就跟我没关系。

  现在的情况是发生这样的事,周围人都忍着,这是纵容坏人。更让人气愤的是,有的人不但不去制止这种错误的行为,反而去质疑受害者。有些人说,你被性侵时,为何不拼命反抗?为何不第一时间去报警,要拖到现在才说?这些说法非常无耻,你有那个时间为何不去指着“陈小武”们问问他们到底干了多少坏事?反而跑来质疑那些受到伤害的弱者。

  质疑受到伤害的弱者,不用付出太高的代价;往弱者身上泼脏水,这是懦夫的行为。你有本事去指责那些依靠权力践踏弱者的人,你去跟他们硬抗,那才是有本事。现在你不仅不去指责犯错误的人,反而来指责一个受到性侵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说她在道德上也并非完美。这是很无耻的行为。因为他们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和羞辱,而他们自己不会付出任何代价,还会自认为有一种道德优越感。

  财新记者:一直以来都有性侵害者站出来发声,但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声势这么大的“Me too”运动,从美国席卷到全球各个地方。今年一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站出来指控北航的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对她进行性侵,你如何看到“Me too”运动,是否受到它的启发?

  王敖:不可否认我们这次发公开信受到这么多关注,和“Me too”运动之前形成的浩大声势有关,我和李悠悠都受到了罗茜茜的启发,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没有“Me too”运动,我们也要找沈阳要一个说法,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并没有因为“Me too”发生实质性改变。不要去谈什么运动,也不要给我们戴什么帽子说我们是境外势力,很简单我们就是关心高岩的同学、朋友,希望要高岩之死的真相,让施害者道歉。

  “Me too”运动我没有进行专门研究,不能轻易下判断,它的优缺点都被人指出来过。我对罗茜茜的行为很佩服,她实名举报自己多年前的副导师陈小武,带来的好处是降低潜在的或者当前受害者站出来举报的代价和成本。导师往往掌握着学生论文过不过、能否取得学位的“生杀大权”,处在强势地位,一名遭到性侵的学生若要举报老师,要承受很大的代价,而且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罗茜茜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财新记者:从举报徐刚到沈阳,你是否准备做系列反性侵举报?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王敖:我在高校教书,那是我的主业,我不可能说放弃我的主业,成为一个职业反性侵者。但是对高校里的性侵和性骚扰,我会采取零容忍态度,如果我知道一起,我会采取行动去制止。我会行动,而不是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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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思洁 高佳

编辑 | 王晓

李悠悠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看到高岩的母亲周树铭哭泣了。

大家的“反击”行动进行了1天后,李悠悠和周树铭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周树铭77岁,满头灰发,身体佝偻,隔着屏幕,眼泪在眼角里打转。“如果我的女儿当时没有沈阳的侵害,她也和你们一样大了,也有孩子有家了。”

1998年3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九五级中文系女学生高岩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身亡。此前,她曾自杀过两次,一次割腕,一次服用安眠药。同年7月,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因“与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被予以行政警告处分。

李悠悠和高岩是高中同学,也是一同考入北大的好友,王敖、徐芃和高岩同是九五级中文系的同学。对于当时处于青春懵懂年纪学生来说,高岩的死是一段没有结果、含糊不清的集体记忆,像是埋在心头的刺,隐隐作痛。

20年来,高岩和沈阳这两个名字,一直都是大家刻意避讳的词语。偶尔有人在群里提到沈阳,群里出现一句粗口,就再无人说话。

王敖用institutional betrayal来解释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当一个机构或组织声称有责任掩护其成员,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20年后,那些昔日在谜团阴影中成长起来的同学们,决定用自身的行动揭露“施害者”,反抗当年的不公开不透明,反抗那些压在他们心头的疑惑,更重要的是希望学校公开详细记录,还原事实真相。

反击

高岩自杀20年后的清明节,李悠悠选择在豆瓣发表《南大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她想要告诉世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悠悠的举报文章发出前后,高岩当年的同班同学王敖、徐芃也在不同平台发出怀念文章予以声援。

几个星期前,王敖联系上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担任副教授的王宇根,王此前兼任高岩班的班主任,教授选修课《比较文学概论》。

王敖告诉王宇根,今年是高岩离世二十周年,想借目前国内外对校园性侵问题越来越警醒的大氛围来纪念她,并给他看了高岩爸妈写给女儿的信。

王宇根想了好久,决定参与这个纪念活动。他在文中写道:“我知道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义往往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基本良知。”

4月7日下午,北京广安门一家10平米大小的茶室里,周树铭向数家媒体讲述高岩的过往,对北大和沈阳的不满,展示高岩的小学生手册、获奖证书、沈阳教授《现代汉语》的笔记本、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周树铭的语气更多是平静,当谈到高岩的遗书时,老人的声音开始颤抖,流下了眼泪。

在周树铭的眼里,高岩从小到大一直品学兼优、听话用功,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北师大附中。在高岩的初中同学严蕾的记忆中,高岩干净朴素,但也爱美,初中毕业集体照中,高岩的上衣有一圈鲜艳的黄色领子。

高岩的初中毕业合影,第一排右三为高岩。图片来源:严蕾

1995年夏天,高岩考入北大。“中文系那一届73名学生,她的成绩是第一名。”周树铭说,“她非常高兴,我们带着她还到海南玩了一下。”

入学第一年,高岩和李悠悠、王敖一起住在北大昌平园区,男女宿舍在同一栋楼房里。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高岩“爱笑,大一时考了全系第一”。

王敖和高岩的交谈多是在课堂上,一次高岩回过身对他说,“王敖,你记得交功课啊。”王敖至今记得,高岩带着笑意眼神里尚有一丝俏皮。

九五级中文系的杨可记得,高岩话不多,很温和,笑眯眯地。作为南方学生,杨可不认识丁香,高岩教她,“四瓣的紫色的花就是丁香”。

在同学徐晋如的记忆中,高岩皮肤黑黑的,身材也不佳,但是带着一脸开朗的笑容,“从后排座位起来,经过过道,走出门,一路跟人打招呼”。一次,他告诉高岩,“我失恋了”,高岩笑着说,“太好了,以后可以听你讲故事了”。

“我才知她原是很浪漫的。”徐晋如说。

1995年也是沈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第二年,教授《现代汉语》。高岩和沈阳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交集。

高岩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图片来源:高岩父母

大一第一学期,周树铭觉得高岩情绪各方面都挺好,说老师沈阳让她当学习委员,还说沈老师课讲得很好。之后沈阳为高岩争取到了搭乘教师班车的机会,周末回城,周一上午返回昌平园区。

周树铭回忆,女儿的异常最早出现在大一下学期,时常闷闷不乐,还说不想上学了,想休学。后来,高岩的精神越来越不好,总是萎靡不振。“我说带她去看下医生,她不去,安慰我说没什么事儿。”周树铭说。

同样在大一下学期,高岩对好友李悠悠说,沈阳要求将同学习作送到他家,其间他突然从后抱住高岩并亲吻她,“我感受到了他在我脖子后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到了大二下学期,高岩又告诉李悠悠,“他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根据199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1997年1月沈阳回北京度寒假,高岩曾去沈阳住处,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轻率地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随之与高岩搂抱、亲吻。”

处分中对高岩和沈阳关系的表述,和李悠悠看到的不同。她从高岩盈满泪水的眼睛中,看到了深深的恐惧。但是当时的她和高岩一样,只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并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高岩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期望与热爱。杨可回忆,在出事的一周前,高岩还约她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去五四体育馆里游了泳,那时的她还是笑眯眯的。

直到一个周末,李悠悠接到了高岩母亲的电话,“悠悠,高岩没了”。

1998年3月11日下午,高岩在家中打开煤气阀门,自杀身亡。此前,高岩曾自杀过两次,一次是割腕,一次服用安眠药。

被隐藏的更多细节

“她的脸上抹了粉,惨白惨白的,静静地躺在那里。”李悠悠在殡仪馆见了高岩最后一面。

李路(化名)是坐着中文系的班车来到殡仪馆的,他帮忙抬棺材,看到高岩的遗容,心里一紧,“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他记得同学们都很震惊,“大家很难想象平日里一个爱笑的和气女生,就这样自杀了”。

追悼会那天,严蕾跟高岩妈妈挨着坐,听到她一直说“沈阳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女儿,我跟你没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沈阳。

严蕾未曾想到,高岩会为一个年长21岁的男人自杀。“我们都是那个年代的乖乖女,每天读书学习,很单纯的,对师长是绝对的尊敬的,谁能想到对自己还不错的老师,打着学术的幌子,内心还有其他的动机?”

事后,学校开了一个关于高岩自杀的通报会。李路记得,通报会说“高岩失恋后自杀”。王宇根老师告诫大家要珍爱生命,高岩同宿舍的女生们一直在哭。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高岩的死和沈阳有关,但是从各种坊间的传闻中,同学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高岩的死是因为沈阳。“高岩因为沈阳怀孕了”、“高岩因为追不上沈阳所以自杀了”……各种版本的传闻从未脱离“沈阳”二字。

高岩的同学徐芃回忆,高岩的母亲曾经在宿舍楼下放声哭泣,告诫女生“远离沈阳”。李路也曾看到过高岩母亲在食堂门口被保安拖走的背影,撒了一些传单。

 

事情发生4个月后,1998年7月3日,处分出来了,贴在五院——中文系办公室走廊的墙上。处分上写着,“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高岩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那时是大三,同学们忙着出国,忙着考试,百年校庆也很快就来临。事件就像被投入石子的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

王敖在回忆高岩的文章中说,“让一些人决心好好生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让另一些人决定结束生命的理由。”然而他此前也并不知道,对于高岩来说,那理由是什么。

直到20年后读了李悠悠的文章,很多九五级中文系的同学才知道,当年流传的多个版本“高岩自杀原因”之下,隐藏着更多细节。在当年,这一切从未被告知,他们只知道“高岩自杀了,传言是因为沈阳”。

班级的微信群开始活跃起来,曾经的同学、好友纷纷发文怀恋高岩,讨论起当年的细节——“就是不对劲,你说为什么沈阳在大一时任命高岩做现代汉语课代表,她也不是班干部”、“那篇文章中,高岩提到自己大一上学期和下学期的心境不一样了,第一次事情应该就是在那时发生的”。

这几天,同学们开始回忆细节,发现事情终究是有迹可循。

李路说,同龄的朋友没有那份心智可以帮她解决问题,“如果有一个善于倾听且聪明的朋友劝解,一切也许都会不一样”。


4月7日,高岩母亲周树铭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创伤

直到很久之后,李悠悠才意识到高岩曾跟她讲述的事实的严重性。在20岁左右的那段岁月里,她和高岩一样懵懂无知,以为爱情就是柏拉图式的,不明白爱情,更不知道性。

高岩的死,对她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李悠悠发现,自己对更有权力、有经验的异性的信任感更降低了。

李悠悠觉得,高岩的死对整个中文系来说是一个集体记忆,而这个集体记忆始终含糊不清,没有人交代对沈阳的处理结果。“为什么这20年,我们心里一直有挥之不去的痛苦印记,不仅因为高岩的悲惨意外离世,不仅是因为沈阳的性侵,也是因为当时没有个说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说法。”

“20年过去,我知道不少同学还有心理创伤。”王宇根告诉搜狐号鉴闻,九五级几位同学最近告诉他,至今仍会想起高岩的事,心中仍会十分悲伤,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和心理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李悠悠的文章发布前,中文系的马强(化名)又梦到了高岩自杀的事,“觉得心里不得劲”。

王敖把这种现象叫做institutional betrayal。2009年,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Jennifer Freyd 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这个概念。简单说,一个机构或组织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高岩死后,很多同学开始重视老师的道德规范。

徐芃在纪念文章中说,“高岩自杀后,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说,假如在美国大学,教授涉嫌学生自杀案,早就被解雇了。我当时静心古文献,英语水平低下,也不知道GRE是何物,突然生发了对留学的憧憬,几年后取得了三所美国大学的最高奖学金,开始了留学生涯。高岩是否知道,她用生命改变了我的学术轨迹?”

严蕾现在是一名教师,她会特别关注师德,“在美国,明文禁止师生恋,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的关系,因为老师掌握着学生的考评、成绩等”。

杨可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女性社会学。她特别能体会当时高岩作为一个出身书香世家、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学生,在尊敬的老师面前天然信任、毫无防备的心态,这给了性侵者可乘之机。现在听到其它的性侵案例时,杨可会坚定地支持女生,“因为老师是强者,在这些关系当中,不管你愿意也好,你是无奈也好,老师肯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上个月,王敖连续举证揭发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上海交大艺术学教授徐钢20多年内性侵多名女生。

在他看来,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在权力、掌握的资源、心理成熟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直接指向的是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剥削。

李悠悠说自己受到北航“罗茜茜事件”的感召,“12年后,她已经成功逃脱了性骚扰,但她选择站出来,为受到迫害的师妹受害者发声。”

在她的带领下,九五级中文系的同学们集体站出来,“我们不只是为了当年的真相,更是希望今后有更少的女生受到侵害。”


前北大教授沈阳“性侵门”延烧 !另一女生指控曾受其性骚扰


【财新网】(记者 王和岩)连日来不断延烧的“沈阳性侵门”又有最新进展,今日(4月9日)一位当年的女生站出来,实名指控沈阳曾对其性骚扰。 63岁的沈阳,20年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是“长江学者”。他最近被数名北大校友指称20年前曾性侵北大中文系1995级女生高岩,导致后者绝望自杀。沈阳则声明称,举报为恶意诽谤,自己与高岩“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 这位站出来的女生,名叫许红云,现在美国加州湾区生活。她自述是北京林业大学2004级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曾想报考沈阳的博士生,后因在2006年冬天遭遇沈阳性骚扰,被迫放弃考博,人生由此被改变。 许红云说,她希望更多被沈阳侵扰的女生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面对过去和现在,才能看到未来。 数日来,舆论千呼万唤,北京大学4月8日终于公开了20年前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文件。另有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北大公开的仅仅是当年对沈阳的处理决定,并非中文系对此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的详细文字记录。 “没想到(他)会那么垃圾” 2006年10月或11月,许红云在北京语言大学听了一次沈阳的讲座,“讲得挺好的,感觉很好的一个老师,后面真的想不到会那么垃圾。” 此后,又到网上看了一些沈阳的文章,觉得自己的毕业论文,刚好和沈阳带着研究生们做过的研究用到的语言学理论一致,就想通过北大博士入学考试,成为沈阳的博士生。许红云通过电子邮件和沈阳取得联系,后受邀去听他的课、讨论短语理论。 有次听完课,沈阳坚持要开车送许红云回校,“我要坐后排,但沈阳要我坐副驾驶,还说坐前面来 还怕我吃了你啊。” 许红云无奈,只好坐到副驾驶上。到了林大校门口,许红云打不开车门。沈阳没有按开锁键,而“是直接伸手到副驾驶这边来帮我开门,胳膊触碰到我的胸部,我觉得很不舒服,感觉他是故意的。我那时候不会开车,并不知道可以按(主驾驶的)开锁键(打开车门)。” 许红云说自己当时真的非常尴尬,原来想坐就坐吧,坐个车应该没什么事吧。没想到中了他的圈套。 许红云对沈阳的举动觉得不可思议,就跟自己的父亲讲了,“我爸爸说:北大啊!怎么会呢! 他和我一样完全不敢相信。但他还是认为可以继续去考北大的博士。我却很犹豫了 。” 这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让许红云下决心不再考博。一次是沈阳打电话叫她晚上去他家里讨论语言学问题。还有一次是寒假备考期间,沈阳又打电话,让她跟他南下开研讨会,都被她拒绝了。许红云将这些事告诉了自己导师及同门和家人,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 许红云决定不考沈阳的博士了。2007年浙江一个县引进人才,她就去了那个县。之后,许红云给沈阳写了一封信,告诉沈阳“我不考博士了。”结果沈阳“给我回了一封邮件,很生气地说:不读我的博士你会后悔的 。我没再搭理他。” 许红云在浙江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工作,专业完全被荒废了,成天就是“陪酒陪玩,好记者少啊。真的太辛苦了。”但是就算工作再怎么苦,她也没想过回去考沈阳的博士。 许红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同学们都知道这些事,都替她惋惜没考北大博士,却跑到浙江的一个基层政府工作。 在县委宣传部“”硬着头皮工作两年”后,许红云实在无法忍受无所事事的生活,于2009年辞职回到了北京。辗转几份工作,她认识了现在的先生,也是一位北大学子。他得知许红云的经历后,称赞她很有勇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回林大看望我的导师,院里的老师都还记得我,还笑问我乡下的狼是不是更多?还问我是不是后悔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老师藏在最高学府里20余年,他们真的太单纯了 。”许红云感叹。 后来,许红云考取MBA,和先生一起来美国读书。如今和先生一起生活在加州湾区。 许红云说,李悠悠举报沈阳的文章还是她的研究生同学看到发给她的,这些天她每天都在关注国内媒体有关此事的报道,她的导师和同学们也都在持续关注,他们都记得当年的事。昨天,她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点什么,于是在网上找到王敖的邮箱。 “我看到当年的同学举报沈阳,真是大快人心。我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时候我都研三了,想象一下我如果是本科一年级遇到沈阳这样的老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特别为高岩痛心 。沈阳这是犯罪。” 许红云说,自己是那种碰到这样的人就会马上逃走,但是一直不敢正面还击。这件事情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因此 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也给她的心理留下了阴影。之后,和年长的异性接触,她会 会比较小心,会比较敏感。 许红云回忆,当年她的硕士论文沈阳是看过的,沈阳还帮她做了批注,“当时我以为他对我特别关照,是因为他欣赏我的学术研究能力。但如今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觉得好恶心。他有计划有预谋策划怎么骚扰女生。” 她记得当年听沈阳的课,有位来自上海的女生,也准备考他的博士,“不知她后来怎么样了”。 许红云还记得,沈阳那时候曾告诉她,读他的博士前两年在北大,后两年在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大学那里是我的梦想啊。” 北大公布处理决定但未含调查记录 昨日(4月8日)北京公开了20年前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两份文件。校方文件显示,当年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却表示“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 1998年3月11日,高岩在家中自杀是身亡。北京大学认为,沈阳作为一名教师,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违背《教师法》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 在中文系的文件里,沈阳辩称自己对高岩轻率表态及错误行为,实属无奈,因为他感到高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怕出意外。中文系的决定认为,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其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 这两份处理决定都没有“发生性关系”或“性侵”的字眼,甚至仅提及两人有搂抱、亲吻,且是高岩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最终处理结果也仅为行政警告处分。 有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北大公开的两份文件,仅仅是 处理决定,而当年中文系对此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有详细的文字记录,这部分详述事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北大并没有公开。 另外,高岩的同学表示,两份处分决定中绝大部分都是沈阳的说辞,死者家属、同学的观点一字不见。在高岩的好友、北大社会学系1995级学生李悠悠纪念高岩和举报沈阳的文章中,曾提及高岩至少三次告诉她自己遭到了沈阳侵犯。 目前,南京大学文学院公开建议沈阳辞去教职,上海师范大学也终止了沈阳的兼职聘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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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2018-4-14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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